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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瑜代表:建议国家层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快出台-理想与现实之间差了点什么

陈静瑜代表:建议国家层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快出台

2021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记者从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处获悉,今年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尽快出台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建议》。

陈静瑜建议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快出台,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陈静瑜在建议中列举了室内公共场所必须全面禁烟的理由:

一、烟草烟雾伤及无辜。大部分非吸烟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受到侵犯,只有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才能够保障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的保护。

二、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违反了《公约》及其实施准则。烟草烟雾中的颗粒物,85%是肉眼看不见的(直径不到头发丝的百分之一), 室内只要有人吸烟, 就不存在无烟区。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科学研究揭示:暴露于烟草烟雾没有安全水平,唯一能够有效避免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方法就是室内环境完全禁止吸烟。

三、公众普遍支持室内全面禁烟。2017年2月,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发布《10城市公众对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态度调查报告》显示,91.9%的被调查者支持室内公共场所100%禁止吸烟(支持者涵盖了95.7%的非吸烟者、80.3%的吸烟者)。

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发布的《ITC项目中国调查第一轮至五轮调查报告》显示: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烟草控制政策。

四、仅有地方城市控烟立法无法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公约》在我国生效已达15年,但目前仍没有国家层面的控烟专门法律法规。 截止到2021年2月,全国仅有20多个城市实施了地方性控烟相关法规,其中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兰州、长春、西安、武汉、秦皇岛、张家口等城市的法规符合《公约》要求。中国目前有334个有立法权的城市,与上述立法城市相比,尚未立法的城市控烟基础更差,控烟法规往往也不是当地立法的优先领域。即使是启动立法程序,也会遇到各方利益博弈,阻力困难。如果这300余个城市一个个去立法,效率低,进度慢,耗费巨大,难以实现2022年和203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的预期目标,更难实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制定控烟法规时,也必须将人民健康放在首位。

“控烟”和“禁烟” 意义大不同

在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将提交《关于尽快出台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理由》。该理由最大的亮点就是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我觉得这个初衷是非常好的,但“控烟”不是“禁烟”,毕竟三亿多烟民在那里,中国国情摆在那里,如果强制推行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可能会遭到强烈反对。

最近几年,一提起“控烟”,就理解成“禁烟”,于是,烟民在公共场所就失去了吸烟的权利,甚至成为行政处罚对象。其实,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国家从来没有“禁烟”,只是倡导“控烟”,如果简单划等号,不仅违背了国家的初衷,还剥夺了烟民的权利,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再者,三亿多烟民的权利,是需要保障的,不能简单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就可以万事大吉。

另外,我认为不必在国家层面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主要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积极推行文明吸烟环境建设,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陈静瑜代表说烟草烟雾伤及无辜,只有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才能够保障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的保护。自我国施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就把保障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放在首要位置,通过合理设置吸烟场所,来减少“二手烟”危害。同时,国家支持重点城市出台地方性控烟法规,减少烟民在公共场所吸烟,以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如果推行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看似保障了所有人,其实,是侵害了吸烟者的权利。

笔者建议:推动吸烟人群和非吸烟人群的相对隔离,预防和控制被动吸烟,更好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当下,到公共场所看看,有多少烟民在吸烟?答案是少之又少,这与烟民的受教育程度有着很大关系。在公共场所,推动吸烟人群与非吸烟人群的相对隔离,就解决好了“二手烟”危害问题。

其实在一定区域内设置吸烟点或吸烟区,是控烟的有效举措。例如在全球最繁忙的50各机场中,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等27个机场设立了室内吸烟室;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等23个机场设立了室外吸烟区。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在我国怎么就就行不通呢?

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设置合理吸烟场所,给烟民充分的权利保障,有利于推进控烟进程。在控烟措施上,不能只想着“堵”,还要想着“疏”,这样,才能落实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如果非说设置吸烟区没有效果,倒想问一下,在化工厂干活的工人,还有生存的希望吗?所以,凡事不能走极端,否则,这个世界就看不见青山绿水。

陈静瑜代表说公众普遍支持室内全面禁烟。2017年2月,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发布《10城市公众对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态度调查报告》显示,91.9%的被调查者支持室内公共场所100%禁止吸烟(支持者涵盖了95.7%的非吸烟者、80.3%的吸烟者)。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发布的《ITC项目中国调查第一轮至五轮调查报告》显示: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烟草控制政策。非常确切的数字,非常浅显的道理,却让公众生疑,因为调查了那些人?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调查?这样的结果能采用吗?当下,为了让社会调查具有可信度,最大程度上减少公众对调查结果的疑问,都采取第三方调查方式,这个调查数据,能否经得起检验。再者,“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控烟政策,”并没有说明必须是室内全面禁烟,所以,在理解上是存在着偏差的。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因此,在制定控烟法规时,也必须将人民健康放在首位。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不仅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也是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殷切希望。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烟草行业也是欢迎的,但三亿多烟民是事实,也应该考虑这部分人的实际情况。

“控烟”不是“禁烟”,在国家层面制订《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没有多大意义。推进文明吸烟环境建设,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和谐相处,才能控烟的治本之策。

代表委员谈禁烟: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业控制

2021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表示,应该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业控制。

近年来,青少年使用电子烟已经成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重点关注问题。“我国15岁及以上人群使用电子烟的人数约在1000万。使用电子烟的人群主要以年轻人为主,15-24岁年龄组的使用率最高,获得电子烟的途径现在主要是通过互联网,比例占到了45.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研究员肖琳曾对记者表示。

青少年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

2020年无烟日时,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了2019年中国中学生烟草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初中学生卷烟使用率明显下降,电子烟使用率显著上升。

调查结果显示,过去5年我国初中学生尝试吸卷烟和现在吸卷烟的比例明显下降。2019年初中学生尝试吸卷烟的比例为12.9%,现在吸卷烟的比例为3.9%,与2014年相比,分别下降了5%和2%。但是过去5年我国初中学生听说过电子烟和现在使用电子烟的比例显著上升。2019年初中学生听说过电子烟的比例为69.9%,电子烟使用率为2.7%,与2014年相比,分别上升了24.9%和1.5%。

多位专家学者都表示,我国一半以上的吸烟者在20岁以前就开始吸烟,吸烟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性激素水平等,应该让青少年远离烟草和电子烟。

卷烟和电子烟中所含尼古丁会影响青少年发育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建议,保护青少年远离电子烟,加快行业规范出台。

据何琳介绍,电子烟也被称为“电子尼古丁输送系统”,其尼古丁的含量和有害物排放各不相同,对使用者和间接接触气化物质的人都有害。一些声称不含尼古丁的电子烟被发现含有成瘾性的尼古丁。青少年接触尼古丁产品,会对尚未发育成熟的身体造成危害。

世界卫生组织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青少年接触尼古丁可能对大脑发育造成长期不良后果,可能导致学习障碍和焦虑障碍等,还可能会增加罹患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和心血管疾病、以及吸烟相关疾病的风险。

专家表示,对于青少年而言,烟草烟雾产生的危害更令人担忧。青少年正处在生长发育时期,吸烟对青少年骨骼发育、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及生殖系统发育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吸烟会影响青少年的正常发育,特别是影响性激素水平。吸烟会使睾酮分泌下降,使精子减少、发生畸形,影响生育。此外还严重危害男性性功能,可以导致阳痿、早泄等。如果孕妇吸烟,子代在成年后精子质量也有明显异常,而且与孕妇吸烟量、吸烟时间相关。”中国性学会会长、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男科及人类精子库主任姜辉教授对记者说。

姜辉建议,应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控烟。“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青少年应该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终生远离烟草和电子烟。”

何琳建议,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快制定电子烟行业规范,让管理有章可循;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包括电子烟;制定电子烟生产、销售等综合管理办法。

推动公共场所禁烟

也有代表建议应该推动公共场所禁烟,避免青少年收到烟草业控制。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表示,今年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尽快出台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建议》。

他建议,国家层面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尽快出台,严格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要求,明确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保护公众不受烟草烟雾危害。

陈静瑜中列举了室内公共场所必须全面禁烟的理由:

一、烟草烟雾伤及无辜。大部分非吸烟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受到侵犯,只有立法规定室内公共场所全面禁止吸烟,才能够保障所有人都受到同等的保护。

二、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违反了《公约》及其实施准则。烟草烟雾中的颗粒物,85%是肉眼看不见的(直径不到头发丝的百分之一), 室内只要有人吸烟, 就不存在无烟区。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科学研究揭示:暴露于烟草烟雾没有安全水平,唯一能够有效避免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的方法就是室内环境完全禁止吸烟。

三、公众普遍支持室内全面禁烟。2017年2月份,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发布《10城市公众对公共场所室内全面禁烟态度调查报告》显示,91.9%的被调查者支持室内公共场所100%禁止吸烟(支持者涵盖了95.7%的非吸烟者、80.3%的吸烟者)。2017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发布的《ITC项目中国调查第一轮至五轮调查报告》显示:不论是吸烟者还是非吸烟者都支持更强的烟草控制政策。

四、仅有地方城市控烟立法无法实现“健康中国2030”目标。《公约》在我国生效已达15年,但目前仍没有国家层面的控烟专门法律法规。截至2021年2月,全国仅有20多个城市实施了地方性控烟相关法规,其中北京、上海、深圳、青岛、兰州、长春、西安、武汉、秦皇岛、张家口等城市的法规符合《公约》要求。中国目前有334个有立法权的城市,与上述立法城市相比,尚未立法的城市控烟基础更差,控烟法规往往也不是当地立法的优先领域。即使是启动立法程序,也会遇到各方利益博弈,阻力困难。如果这300余个城市一个个去立法,效率低,进度慢,耗费巨大,难以实现2022年和2030全面无烟法规保护的人口比例分别达到30%及以上和80%及以上的预期目标,更难实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的目标。

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推行公共场所禁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推进公共场所禁烟。《“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全面推进控烟履约,加大控烟力度”。

完善制度 避免烟草工商业阻碍控烟行动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肺移植和健康科普专家陈静瑜提交了一份建议,将尘封数年的一件公共议题又拿到台面上——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迟迟未能出台。

陈静瑜回顾道,2014年,国务院法制办将上述条例(送审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然而,这项法规的后续版本作了较大修改,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放宽为“将工作场所的禁烟区域限定在共用区域,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4类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更让陈静瑜无法理解的是,尽管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青岛等20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了地方控烟相关法规,但国家层面的法规拖了6年多,至今未能出台。

国家层面控烟法规的长期缺席引发一系列后果:一是“二手烟”严重影响健康。陈静瑜强调,科学研究标明,100%无烟环境之外的任何方针,包括通风、空气过滤、指定吸烟区,都一再被证明是无效的,而且烟草烟雾中至少含有69种致癌物。二是部分吸烟者对控烟规定置若罔闻。笔者在北京、杭州等地的中餐厅、烧烤店里,不时能看到多名吸烟者在餐桌、卡座聚众吸烟,面对明显的空气中异味以及呼吸道的不适感,服务员担心惹恼顾客而不愿多管闲事,笔者出面劝阻还要被翻白眼、说闲话。三是地方法规缺乏国家法规的权威性和威慑力。多地缺乏其他行政处罚、信用惩戒等配套措施,再加上很多市民不熟悉举报电话、监督人员赶到现场取证困难、媒体持续曝光和多部门联合执法更是少见,地方法规难以倒逼吸烟人群更加遵纪守法。

公正地说,过去20年来,在一代代卫生官员与医生、学者的接续推动下,我国控烟运动取得了长足进步。健康影响的警示字眼印上了香烟包装,广播电视禁止播放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包括所谓“公益形象广告”),高铁车厢、楼堂馆所等重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专门设立了控烟目标: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同时,要运用价格、税收、法律等手段提高控烟成效。

工业革命以来,烟草化身资本主义国家中产阶级的身份象征,烟草广告诞生许多创意营销的“金句”。烟草工商业以“公民自由权”“贸易自由权”之名阻挠国会控烟立法。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专家们与烟草利益集团收买的“御用专家”围绕“吸烟是否是肺癌元凶”展开学术论战。发达国家的控烟运动经验教训表明,在烟草工商业的强大利益集团面前,不能依赖个人英雄主义的一腔孤勇,也不能仅凭运动式执法的短期效应,而需要长期的、基础性的制度建设,以走出控烟运动“进两步,退一步”的艰难处境。

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总额12803亿元,同比增长6.2%,上缴财政总额12037亿元,增长2.3%,这两个数字都创下历史新高。在肯定烟草行业对国家和地方财政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要正视青少年、女性吸烟群体增多,电子烟携金融资本快速发展,及其对国民健康造成的风险和损失。为避免烟草工商业阻挠、限制、破坏国家控烟行动,笔者郑重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将国家健康影响评价评估的“第一枪”瞄准烟草工商业。作为一项中长期国家战略,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全面建立健康影响评价评估制度,系统评估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策、重大工程项目对健康的影响,健全监督机制。建议在国家层面,围绕烟草工商业的产业政策、“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对国民健康的影响,由公共卫生学界进行独立第三方的专业评估,特别是探索设立烟草工业健康净值(工业增加值-健康损失)的指标,绝不能让烟草工商业以“大而不能倒”的姿态绑架控烟方面的规划、立法、政策。

二是在部分省市,烟草工商业是当地的GDP大户、纳税大户、就业大户。当前,新冠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各地在“六稳”“六保”的政策要求下,个别基层官员忌惮于当地经济发展指标,往往对控烟运动持消极被动甚至主动喊停的立场;而作为国有企业的部分烟草生产企业、专营公司负责人缺乏贯彻落实“健康中国”战略的大局观,只想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建议扭住“关键少数”的“指挥棒”,完善地方领导干部履职机制,将其考核评价与健康宣教行动(特别控烟研究与宣传)挂钩;对控烟行动施加不当影响者应当在干部任免上被“一票否决”。

三是跳出部门立法,加速国家层面控烟立法出台。建议借鉴我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立法经验,将“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从原国务院法制办上升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直接主导立法进程,减少个别部门、利益团体的不当阻力。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健康智荟”学术思想平台总编辑)

理想与现实之间差了点什么

3月3日,全国人大代表、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只要是在室内,有屋顶的地方都应该禁烟。”在调研中,陈静瑜发现,很多场所的室内都专门开辟了吸烟场所,比如机场有设置吸烟室。他认为,“这不合理,相当于变相鼓励抽烟。”  他将在全国两会上提交《关于尽快出台国家〈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的建议》。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健康的越发关注,吸烟害健康基本已经成为全民共识,不在公共场合吸烟也得到了人们甚至包括大多数烟民的大力拥护,陈静瑜代表的提案应该会得到很多人的认可和赞同。

对于陈静瑜代表关于室内公共场所必须全面禁烟的建议,我脑海里第一反映是闪现了几个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画面。

画面一

春节期间乘坐火车,到了火车站候车室,就看见有一位年轻人向工作人员询问吸烟室在哪里,被告知——我们车站没有吸烟室。于是,那位年轻人又希望提前进站,到站台上去吸烟。但遭到了拒绝。如果人人都像他这样,烟瘾上来了就提前上站台,那么车站的秩序岂不要乱套了?还记得一次,我和几个同事去西安,其中有一位烟瘾特别大,坐了一个小时实在熬不住了,正好中途停车,他立即跳到站台上过瘾。没想到列车很快关闭车门了,嘟嘟嘟声一响,他一看,坏啰,在车门关闭的最后一秒如豹子般传了进来。真是好险啊!如果他人没有钻进来,衣服被车门夹死,而车子又启动了,人就会有生命危险。(见报道比“吸烟影响健康”更可怕的是没有合规的吸烟场所)

画面二

春节期间,记者在北京市崇文门搜秀商场4层北侧的卫生间外,能明显闻到烟味。推开男卫生间的门,有两名男子正在里面吸烟,其中一位是商场餐馆的工作人员。这处卫生间面积不大,加上两个吸烟者就更加拥挤,狭小的空间内气味十分呛人。(见报道公厕、车库成“吸烟室” 商场人员劝阻难)

躲在商场卫生间吸烟的人

画面三

在北京一商场停车场的角落里,一位父亲正在哄年幼的女儿上车,但是父亲的手中却夹着一根儿还没熄灭的香烟。直到烟抽完掐灭了才上车离开。停车场内“禁止吸烟”的标识随处可见,然而保洁人员的簸箕里却经常出现烟头、烟盒等垃圾;部分车位周围的地面也能看到烟头和烟灰。一名保洁员说:“每次在地下车库走一圈,簸箕里至少能扫出十几个烟头。周末的时候更多,一天得有几十个。”(见报道公厕、车库成“吸烟室” 商场人员劝阻难)

其实以上三个画面非常常见,数不胜数。由此可见,有烟瘾的人,一日不得脱离抽烟的困扰。香烟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生活必需品,时时刻刻都不能远离。否则生活状态就会焦躁不安,感觉到难受。

也正基于此,我对陈院长提到的——“只要是在室内,有屋顶的地方都应该禁烟”,不允许餐饮场所、娱乐场所、住宿场所、机场航站楼等室内公共场所设置吸烟区域这一提法不敢苛同。

有时候,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美好的理想与真正的现实之间,是需要妥协的,是需要有一个缓步前进的过程,正如花儿的开放,并不是象电视里演的那样刹那间盛开,而是缓缓的有一个逐步盛开的时间。

着眼于我国有三亿多烟民的现实,尊重他们的需求和安全,也是人性化推进控烟进程的体现。从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通过合理设置吸烟场所,一方面可以为吸烟者提供相对分离且安全的吸烟场所,一方面也能进一步倡导文明吸烟行为。吸烟室可以相对隔离吸烟人群和非吸烟人群,预防和控制被动吸烟,更好保障公众健康权益;还可以逐步减少和避免吸烟者随处吸烟、随意丢弃烟头,助力改善城市环境卫生、提升城市文明形象;并且能很好地缓解控烟执法难度大、成本高、效果不理想的问题,推动控烟政策更好落地。

到处找不到合法合规的吸烟之地,其实不止抽烟的人难,管理的人也难。餐厅、商场等地之所以控烟难,就是对吸烟者劝阻难,这也是现实问题。

在一定区域内设置吸烟点或吸烟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据调查,在全球最繁忙的50个机场中,日本东京羽田国际机场、阿联酋迪拜国际机场、法国巴黎戴高乐国际机场等27个机场设立了室内吸烟室,美国洛杉矶国际机场、伦敦希思罗国际机场等23个机场设立了室外吸烟区。

相比于为一解烟瘾而在列车车门关闭的最后一秒飞身而入的乘客,冒着冷眼和嘲笑忍着异味在卫生间偷偷抽烟的顾客和在停车场的角落里一边哄女儿一边过烟瘾的消费者,我还是觉得,对他们来讲,比“吸烟有害健康”更重要的,是一个合理合法的公共吸烟室。他们也是人民群众,他们只是烟民不是坏人,他们的权益也需要得到重视和保障。